此事并非空穴来风。4月19日,记者从几家上海金融机构获悉,近期确有高层领导计划前往一些在沪企业考察。部分金融机构高管也接到上海金融办发出的通知,将在近期参加相关座谈会。
继温州金融改革试点获批、深圳出台金融创新方案之后,高层领导赴沪之行使得金融改革利好消息继续发酵,引发了市场关于上海金融中心建设提速的预期。
上海正大力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今年1月份国家发改委正式印发了《“十二五”时期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规划》,对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再提速。
然而,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仍是戴着镣铐跳舞,诸多创新与改革仍有赖于国家相关部门的政策支持。例如在个税递延、保险交易所筹建、金融产品创新等方面,上海的改革进展慢于预期。
受国高层领导到沪考察消息影响,4月19日,保险股闻风而动。截至收盘,中国人寿、中国平安、中国太保、新华保险分别上涨3.09%、2.55%、4.85%和8.38%。
国有大行、险企随时备考
“这次高层领导来沪调研,主要是关注上海金融中心建设进展。”一家大型银行人士认为。消息人士表示,安信农业保险公司和中国太保的子公司等金融机构可能是调研目标之一。
这两家机构在上海金融改革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近两年,上海正在大力推进个人税延型养老保险。这是国务院推动上海“两个中心”建设意见中增进保险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项目。指投保人在税前列支保费,等到将来领取保险金时再缴纳个人所得税,这样可略微降低个人的税务负担,并鼓励个人参与商业保险,提高将来的养老质量。
个人税延型养老保险试点已准备4年,太保寿险全程参与了上海个人税延型养老保险试点前期筹备工作,做好了产品设计、操作流程等相关配套工作。
中金公司发布研究报告认为,下半年个人延税型养老保险试点工作的开展有望取得突破。业界传言最快有望于今年6月推出。
而此次金融改革调研之行中,农业保险将是业界关注的另一大亮点。
总部设在上海的安信农业保险公司在国内首创蔬菜价格保险机制,经过三年的试点,2011年率先在上海大范围推出了“冬淡”和“夏淡”绿叶菜成本价格保险产品,以保险的方式稳定市场供应,尝试解决“菜贱伤农”问题。
今年以来,安信又在尝试推出全国首个“物价指数保险”,主要服务于上海市低保人群,计划在今年上半年选定1-2个区域开展先行试点,探索解决“菜贵伤民”的矛盾。
而作为总部位于上海的国有大行,交行近期对外披露了打造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相适应的“金融旗舰”的具体思路,将在跨境人民币业务、离岸业务、投资银行业务、财富管理业务、金融市场业务等五大领域重点突破。
交行行长牛锡明透露,交行将积极支持上海建设面向全球的人民币支付清算中心,发挥总部在沪优势,研究在上海市分行开办全球人民币现钞批发业务方案。
交行争取率先取得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的突破,并保持市场领先地位;率先推出资产支持票据、房地产信托基金等新产品;抓住金融衍生市场中先行先试机会,积极参与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利率期货、汇率期货项目的研发,力争成为首批试点银行。
个人税延型养老保险有望突破
各地纷纷推出金融改革方案,加之国家领导人赴沪之行的消息,令市场猜想上海金融中心建设将会步入快车道。
3月底,国务院批准设立温州金融综改试验区;4月12日,深圳出台加强改善金融服务支持实体经济的意见稿,近期天津滨海出台金融创新等18项举措,市场不停炒作金融改革概念股。
今年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十二五”时期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规划》指出,力争到2015年,基本确立上海的全球性人民币产品创新、交易、定价和清算中心地位,并使上海金融市场交易额达到1000万亿。
目前,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进展比预期要缓慢。
例如个人税延型养老保险一直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关键在于税优政策牵涉各方利益,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对如何确定税收优惠方案此前一直未有定论。
2011年底,上海个人税延型养老保险试点方案获得国家税务总局的肯定,包括试点范围、递延税款的计算和缴纳等细节问题,正在等待国家财政部门确定。“我们很希望高层领导考察后,能够推进这一改革进展。”一家上海金融机构的高管表示。
在沪设立中国保险交易所,是上海建设“两个中心”的工作内容之一。目前,上海设立保险交易所的方案已上报国务院,明确成立由保监会牵头、相关部委和上海市政府参加的保险交易所推进工作小组。
根据设想,交易所可能会建成一个保险交易的大平台。大体框架可能是,交易所里可进行多种交易,既可开展再保险,也可进行保单转让,条件成熟后,还可能适当开展衍生品交易。
除上海之外,深圳也宣布申报设立深圳保险交易所,四川也提出了筹建保险交易所的计划。不过,由于海外保交所运营成功的范例极少,关于保交所的正式推出仍比较审慎。
“很多改革并不是上海说了算,从某些角度而言,有些政策天津比上海要灵活宽松许多。”一家金融机构高管曾向记者表示。
比如,这两年上海等地试行租赁公司在保税区设立单机单船的SPV项目公司,但在上海试点的一些企业感到困难重重,在外汇管理政策和飞机进出口事务上都遭遇了很大的操作困难,而这些突破远非上海自身所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