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月结束的APEC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这样阐述我国经济新常态的三大特点—增长速度从高速增长转为低速增长；经济结构呈现不断优化升级的势头；增长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如何才能更深入地认识新常态的本质，为广东深化改革、加快转型升级探路？在上周举行的第三届中国新经济力量论坛中，本报记者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黄益平对此问题进行了对话。

　　文/广州日报记者 王睿

　　广州日报：经济新常态产生的原因有哪几方面？

　　黄益平：出现经济新常态有很多原因，一方面是今天中国经济碰到一些困难。从官方的数据来看，今年上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是7.4%，第三季度7.3%。这个增长的回落让一些企业感受到压力。第二方面，跟我们过去全球金融危机大规模的刺激有关系，很多地方政府、地方企业都在保增长，导致的结果就是今天的经济过剩产能比例有所提高。第三方面，我们的生产成本大幅上升。早年经济发展的时候，收入水平比较低，成本比较低，农村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而目前已经出现“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由于成本上涨而造成大批的低端制造业经营困难，这在外地农民工众多的广东影响尤其明显。但现在成本上升得这么快，意味着过去的发展方式不行了，必须要寻找新的路径。

　　广州日报：新常态之下，应该有什么更新的发展方式？

　　黄益平：第一，过去靠投资、靠污染、靠低成本的增长模式已经持续不下去，我们只能把增长模式变得更高质量，更多的依靠创新和产业升级来发展。第二，要有决断力，我们要靠改革，不能靠刺激。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推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很多细则。我们这30多年一直在改革，但是这个改革的路没有走完，我们核心的是什么？就是市场化。

　　降息是新常态下稳增长措施

　　广州日报：我们一直提经济转型，您说过，经济转型如果发生并成功，会带来巨大的变化，具体的变化指的是什么？

　　黄益平：如果转型发生，我个人认为有六个变化：第一，增长速度将持续放慢；第二，通胀压力可能会有所提升；第三，收入分配将会继续改善；第四，经济结构会变得更加平衡；第五，产业升级会不断加速；第六，经济周期也许会变得更加动荡。过去是增速保持在8%～10%，经济看上去很稳定，但是导致很多问题。经济下行的时候，质量不太好的项目被挤出去，经济质量反而会提高。总体看起来很多变化，如果转型成功，我们的经济增长会变得更加可以持续。

　　广州日报：前几天央行宣布降息，怎么看待降息对经济新常态的意义？

　　黄益平：有人认为，降息也许是政府新一轮大规模的刺激又要开始。但我并不认同。我们要区分的是促宏观稳增长的手段和过去我们习以为常的保增长手段，现在虽然不能像过去那样刺激经济增长，但这不等于说央行和财政部不采取任何措施。降息是在经济新常态下稳增长的措施之一。

　　广州日报：广东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广东应该从哪些方面适应新常态，突破口在哪里？

　　黄益平：从经济结构来说，广东的经济其实是走在全国前列，但在产业升级上，广东有很多问题。比如东莞有一大批低端产业，人工等成本上去后经营很困难。但同时广东也有很成功的经验。比如深圳，深圳现在的人均GDP远远超过国内绝大部分城市，产业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也一直往上走。其实不光是广东，基本上全国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就是产品和要素市场的双轨制。

　　我们产品市场都是放开的，但要素市场扭曲严重，比如劳动力市场中户口制度的限制。资本市场的限制就更明显，利率、汇率、国有金融机构、跨境资本流动都是被管制的。这些领域的干预在过去可能对增长有帮助，但长期来看，要素投入市场价格被压低，造成盲目生产、出口、投资，但消费却很疲软，结构性问题加大。

　　从这个角度来说广东应该做什么？就是要让经济转型，经济转型的前提是什么？前提就是要让市场发挥作用，比如，构建金融市场、能源市场等等。

　　政府应提供知识产权保护环境

　　广州日报：根据广东经济的特点，改革开放一直走在前沿，广东经济转型的难度会相对较小吗？

　　黄益平：广东的经济转型相对会比其他很多城市容易，因为一些内地城市国企相对较多，传统的行业较多，自然会相对比较困难。而且，转型不能完全由政府来主导，而是要由市场和企业合力。政府要提供好的设施与环境。尤其是当前讲究创新，政府能否提供保护知识产权的相应科技和研发环境，至关重要。至于具体到细节上要怎么转，就要留给企业自己解决